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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小說不良信息泛濫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亟待建立

時間:2019年08月02日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廖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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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與家庭教育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南都大數據研究院、南都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研究中心主辦發布了《未成年人移動互聯網使用現狀調研報告》(下稱“報告”)。

  上述報告系南都大數據研究院于2019年4月至7月期間在全國范圍內發起問卷調查,組織記者與研究員赴河南、山東、福建、廣東、北京五省進行田野調查與個案收集并在此基礎上撰寫形成。

  調查共回收4059份有效問卷,其中包括1034份學生問卷、1682份家長問卷、345份老師問卷和998份社會人士問卷。

  報告顯示,有21.25%的受訪學生表示曾在使用手機時遇到過色情或暴力信息。一些小說閱讀平臺存在大量色情暴力內容,由于沒有未成年人限制模式,“虐待殺人”等小說點擊即看。此外,一些游戲周邊APP成為不良信息傳播的新溫床。另外,一些保護青少年的“防火墻“,比網頁網游的青少年模式,因其內容缺乏吸引力,而利用率較低。

  小說平臺設置殺人任務,色情暴力內容泛濫 

  會上,南都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娜迪婭表示,雖然網絡小說并不是未成年人最經常會上的一類型軟件,但正是因為它受到的關注度不高,造成現在小說平臺實際上沒有形成未成年人的監管和辨別機制,充斥不良不雅低俗內容。

  “我們看到有一種比較暴力的小說類型,它會給你布置一關一關所謂殺人的任務,而且會詳細的描寫很暴力的細節和過程,我們采訪有一個小孩子,他就說他看完之后覺得會有一些生理不適很惡心的反應,甚至有小孩說他因為放假的時候,可能長時間看了這種小說,回來到學校上學的時候他看到大家排隊很慢他就很想動拳頭,他形容自己的性格變得勇敢與暴力。”娜迪婭談到。

  此外,現場特別提到近年來發展迅速的短視頻,通過快手、抖音等短視頻進行價值輸出已經成為非常常見的現象。

  娜迪婭指出,與此同時,網紅文化崛起,接地氣的表達方式迅速“籠絡”大眾,其中包括不少未成年人,但正因為如此,其價值觀的輸出更要引起注意。

  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研討會上指出,網絡讓人擔憂的地方無疑在內容和時間兩個方面。

  “我們在調查數據中也發現網絡上有很多不利于孩子成長的內容,這些我們還沒有非常好的控制和限制的手段,包括網絡上的欺凌現象,但這些毫無疑問不是網絡本身具備的特征,而是通過我們的干預,通過我們的控制,通過我們的立法是可以避免和防止的。”他指出。

  而對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如何把控時間,朱永新則建議應增加父母陪伴孩子的時間。

  “像我的小孫子他對宇航火箭特別感興趣,他利用網絡就可以查到各種各樣的信息,你可以伴隨他一起學習,他對什么問題感興趣你可以幫他一起去找,幫他一起探索,和他一起討論,在這個時候就是教育的過程,也是共同成長的過程。”他說道。

  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大年,網絡保護條例或年底出臺 

  在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民二庭法官程樂看來,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不斷出現的新類型案件,給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比如隨著互聯網發展,利用網絡實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型犯罪較多,有相當比例的未成年人通過網絡結識不法分子進而被侵害。

  “相對于傳統上多數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性侵犯罪,網絡性侵害隱蔽性更強,犯罪分子對未成年人誘惑和威脅,更容易達到他的犯罪目標,被害目標具有隨意性,犯罪分子獲取的淫穢視頻通過網絡傳播危害的后果具有擴散性,增加未成年人遭受二次傷害的風險。”她談到。

  程樂提出,目前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方面的法律還存在一定的空缺,并沒有一個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專門法律,也沒有一部能夠協調各個法律規定中相關條文的規定,相關的規定主要散見于相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當中,且這些法律規定,法律層級較低,權威性并不足,加快未成年人網絡立法的工作,明確家長、政治、企業等社會的多方參與,可以更好的滿足未成年人使用互聯網,在網絡環境下全面發展的需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則看到,有關網絡立法的進程正在加速。

  “今年是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大年,比如《網絡安全法》里面也有專門針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內容,另外還有一些已經出臺的,對于互聯網產業或者說是保護機制產生一些實質性影響的一些部門規章或者規范性的文件,比如未成年人節目管理規定。最近《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作為行政法規進入了快車道,比較大的可能今年底明年初會出來,這實際上可以構成我們認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在中國目前為止基礎性的法律框架。”她談到。

  此外,她還建議,不管是從立法還是執法都需要思路上的轉變。

  “通常我們在談網絡管理、治理,使用的立法手段就是給各種主體更多的責任,使得主體能夠有更強的激勵或者有更強的壓力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們發現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這個問題上,單純的責任分配很多時候適得其反,比如如果要求每一個企業給一個青少年模式,我們很可能看到的就是為應對監管兒制造的簡單的、毫無吸引力的青少年模式。”她說道。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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